“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后，在上海这座素具反帝爱国传统的城市，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上海文化界一批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为开辟和推进抗日战争的另一战场——文化抗战的战场，发起组建了上海著作者抗日会。
“左联”出版的部分刊物
抗战烽火中应运而生
上海著作者抗日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下，在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大潮中，以革命的左翼文化运动为基础，中间派知识分子民族觉醒显著上升的条件下诞生的。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一场席卷全市各界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上海兴起。一大批文化界精英以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支持的革命文化团体——左翼作家联盟为中心，发动成立各种反日组织。同年12月19日，以左联作家为主的进步文艺界在上海四川路青年会举行谈话会，发起组织“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与会人士一致决定，联盟的任务是：“团结全国文化界，作反帝抗日之文化的运动，及联络国际反帝组织。”12月28日，《文艺新闻》第42号以《反帝！！！抗日！！！在侵略加紧中，在外交屈辱中，文化人的大联盟》的醒目标题，对此作了专题报道。
1932年1月17日，上海35名著作家召开了中国著作者协会发起会，经过4小时的讨论，决议通过了“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对于著作者的压迫；提高著作者一切工作报酬；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封建文化以及文化上的‘法西斯’政策，以集团的力量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等4条纲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和中国著作者协会的成立，表明上海文化界形成了初步的反帝抗日联合阵线。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进攻上海的战争。2月3日，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胡愈之、陈望道、何丹仁（冯雪峰）、丁玲、田汉、袁殊、沈端先（夏衍）、顾凤城、郑伯奇、穆木天、沈起予等43位左翼作家和进步文化人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侵略之暴行，并庄严宣告：“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强加于中国民众的任何压迫，反对中国政府的对日妥协，以及压迫革命的民众。”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和作家们“运用全力，援助中国被压迫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世界革命的战争”。
“一·二八”抗战爆发后，为寻求文化人救国之道，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陈望道、胡秋原、王礼锡、乐嗣炳等人，在当时中共在上海负责文化界方面工作的领导人冯雪峰的支持和帮助下，联络上海许多思想进步和富有爱国心的著作家，计划发起组建一个更大规模的抗日救国团体。经过多方筹备，2月8日，在十九路军抗战的隆隆炮声中，上海著作者抗日会宣告成立，一个以反帝抗日为纽带的上海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正式形成。上海著作者抗日会会员达200余人，其中属于左联系统的左翼作家就占了一半以上。左联作家是抗日会的主导力量，他们在各项活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为加强中共对这一团体的领导，冯雪峰还派了35名党团员、左翼作家加入其中，包括周扬、丁玲、石凡、楼建南、钱杏邨、袁殊、谢冰莹等。
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
成立大会推举17人组成执行委员，戈公振被推选为主席，陈望道为秘书长。2月9日，戈公振、王礼锡、胡秋原、严灵峰、何畏、丁玲、梅龚彬、郑伯奇、施复亮、陈望道、王亚南、陈代青、汪馥泉、沈起予、樊仲云、乐嗣炳等十余人出席执行委员会首次会议，戈公振主持会议。抗日会下设组织、宣传、总务三个部，总务部正副部长为汪馥泉、戈公振，组织部正副部长为乐嗣炳、樊仲云，宣传部正副部长为王礼锡、施复亮，并由秘书长及各部正副部长7人组成常务委员会，执行经常会务。组织部下设立民众运动委员会，是抗日会活动的中心，丁玲任主任，委员薛铁珊、陆晶清、蔡慕晖、钟复光、漆琪生等35人，其中党团员和左翼作家占了大多数，负责联络各团体，组织全国民众抗日机关。宣传部下设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郑伯奇、郁达夫、梅龚彬、樊仲云、彭芳草、何畏，陈代青、魏以新、方天白、穆木天、袁持中、胡仲持等十余人，负责征集上海战事资料，并设法扩大国际宣传。总务部下设立经济委员会，委员有戈公振、潘光旦、李石岑、叶绍钧、陆晶清、乐嗣炳等人，负责筹募经费及物品。各委员会分别执行会务，开展抗日支前活动。
上海著作者抗日会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发表了《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致全世界著作者及文化团体书》《致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书》等三大宣言，表达了上海著作者抗日会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和政治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争。宣言还被翻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国文字，向海外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寻求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1932年2月7日发表的《为日本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声讨了日寇侵略中国、进攻上海的罪行，热情颂扬了十九路军英勇抗日的爱国行动，指出“现在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头，是我们血肉抗争的时候！……只有积极抗日到底，才能在这次血战中，争取中国民族自由独立之光荣”。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一致抗日！反对一切对日妥协及无抵抗政策！……以我所有的力与血，与日本帝国主义抗争”。鲁迅、茅盾、郁达夫、何丹仁（冯雪峰）、丁玲、田汉、谢冰莹、穆木天、郑伯奇、张天翼、孟超、顾凤城、戴平万等129位作家在此宣言上签名。
2月27日，在国际宣传委员会的会议上，通过了由郑伯奇起草的《致全世界著作者及文化团体书》和施复亮起草的《致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书》。在《致全世界著作者及文化团体书》中，上海著作者抗日会作为“一文化机关”向世界各国文化界揭露了日军“利用大炮、机关枪、飞机、炸弹及军舰等新锐武器攻击中国军队，同时对于一切都市设施及文化事业极力破坏”“对毫无抵抗之人民，肆行杀戮，虽妇女孺子老人病夫，均不能免其毒手”的滔天罪行，号召“全世界民众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拥护中国革命”，并“以最热烈之诚意，要求全世界著作者、思想家、文学家及一切文化团体一致兴起，共同奋斗”。
勇立文化抗战的潮头
著作者抗日会尽自己之所能，积极开辟抗日文化宣传阵地。自成立起，上海著作者抗日会便站在了抗日宣传活动的第一线，利用各种传媒和形式，积极深入地开展抗日宣传和劳军募捐等活动，发挥了其特有的作用。
袁殊等左翼作家主办的《文艺新闻》周刊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外围刊物，自2月3日起专门发行战时新闻特刊《烽火》，逐日报道战事实况。该特刊共发行13期，是“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号召力很强的刊物。《文艺新闻》编辑部还编辑出版了如实记录日本帝国主义在沪暴行和十九路军英勇抗日事迹的《上海的烽火》等书。戈公振、邹韬奋等以《生活》周刊为阵地，发表了大量宣传主张团结抗日的文章，这些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生活》周刊也因此成为全国著名的抗日救国刊物。为鼓舞士气和民心，胡秋原等人决定由《读书杂志》《文化评论》两社合作赶印《紧急号外》，并印行《抗日战争号外》《抗日救国号外》《军中日报》等抗日宣传品，及时报道了十九路军奋勇抗击日军侵略的战斗和取得的胜利，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批评南京当局的妥协退让态度，宣传全民抗日。1月30日，数万份《抗日战争号外》在上海公开发售，市民们争相购阅。
王礼锡所著的《战时日记》
上海著作者抗日会的著作家们撰写出版了大量抗战书籍。王礼锡所著《战时日记》是一部生动记录“一·二八”战争的散文集。该书以日记形式真实、形象地记录了作者自战事发生的第二天1月29日到3月4日中日双方宣布停战为止的所见所闻和思考，文笔生动而犀利。钱杏邨编辑、南强书局出版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收录了《大晚报》《时事新报》《大美晚报》《时报》等报刊发表的关于“一·二八”淞沪战役的报告文学近30篇，其中包括左联作家夏衍、丁玲、楼适夷、白薇等深入前线所写战地报道，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暴罪行，歌颂了上海军民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茅盾所著的《林家铺子》是根据作者在“一·二八”事变后，回乡所见所闻创造的，讲述了上海附近一个小镇上的小商店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以及战争的影响下，虽再三苦苦挣扎，但仍生意萧条，最终破产的故事，真实再现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初那个民族危亡、经济衰落、人心惶惶的黑暗社会，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
开展募捐慰劳及战地服务工作是上海著作者抗日会的重要工作之一。2月9日，在上海著作者抗日会成立的第二天，“执委会通过了丁玲、蔡慕晖诸女士的提案，决定于今日，即该会成立的第三日，派队赴前线慰劳。慰劳队是由民众运动委员会主持，会员可以自由参加”。第一批慰劳队到闸北前线慰问，给十九路军官兵送去了30打手帕和一面写有“抗日先锋”四个大字的旌功旗。物品虽微不足道，但代表了文化界人士的拳拳爱国之心，鼓舞了抗战将士的斗志，坚定了他们必胜的信念。
上海著作者抗日会在淞沪抗战宣告停战以后，它的活动也就随之告一段落而趋于结束。上海著作者抗日会虽然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暂，但不可否认，它在“一·二八”抗战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为上海文化界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作了有益的尝试，在实践中获得了联合抗日的可贵经验，成为上海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历史上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