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由林希先生亲自编选的自选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今年这套丛书又推出两个长篇《桃儿杏儿》《买办之家》，这些当时在市场上反响很好的作品，再度引起了读者的关注。2018年，林希先生在今晚报副刊的专栏文章也结集为《犄角旮旯天津卫》一书，成为副刊文丛中洋溢着天津风味的大菜。林希先生的作品就像旧时代天津的风俗画，生动、隽永。他的小说比博物馆的史料更翔实，比人们口中传说的故事更鲜活，把那个远去的天津的缩影，深深地镌刻在了当下人们的记忆中。日前，著名作家林希先生在天津寓所接受本报独家采访，讲述文学创作背后的故事。
　　津味小说风靡至今
　　本报：您在美国的家里有好多书么？
　　林希：家里人不让带，多重啊。勉强带过去一本影印本的《红楼梦》，那个是我最舍不得的。我在美国通过网络看书，网络上什么书都有，把内容下载之后阅读，但是看电子版和看纸质书的感觉不一样，没有那种亲近感。看纸质书是直接跟智者对话了，看电子版就像听别人讲故事，不能激发内心的感悟。我最近在看流沙河的书，他是大学问家，也是我的老朋友，我送了他这套自选集。
　　本报：您的作品的语言充满了生活气息，为什么这样的语言风格会被市场认可？
　　林希：我大半辈子写作。第一，不追风。我开始写作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期间，中国文学界有多少新流派、有多少新潮流、有多少新主张？又有多少可以留下来的作品？文学写作就得老老实实，必须选择一个能够和人们直接沟通的渠道，只讲标新立异不行。这是我们中国的特点。到了日本，越是没有人看过的东西，越是看不懂的东西越时髦，美国的摇滚乐常常能吸引千人万人疯狂参与，尽管他们一点英文歌词都听不懂。那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中国人成熟，一定要自己能够接受才会喜欢。我在这一点上说得过去。第二，不要哗众取宠。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哗众取宠得到的微乎其微。只有老老实实做事情的人也许还能做出一点事情。比如听歌，流行起来像一阵风，那这个音乐的目的是什么？文学也是一样，哗众取宠最没出息，你自己坐不住，怕别人看不见就出来蹦跶，是没有出路的。过去唱戏的人有句话：“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实做戏。”老祖宗留下来的教训是永远流传后代的。我写作坚持的是，无论外面多热闹、无论别人多不待见我，我就写我的东西，写大家喜欢看的东西。多少人以大师自居，一脸教训后辈的态度，吓唬人是没有用的。写作是永久的事情，这是我唯一的教训。
　　不久前，我给流沙河先生寄了这套书，他好久没看小说了。流沙河先生看了以后发来短信说：“好啊好啊。这个小说把我吸引住了。现在很多小说都把最重要的东西忘掉了，就是不抓人。”这个是实话。我的小说，追求的是雅俗共赏。普通人也能看出点故事来，看过故事之后还能领悟一点内涵。有文化的人也挑不出外行来，觉得也还不是低三下四的东西。要找到自己站得住的角度，最怕是自己不自信，东一脚，西一脚，最后一场空。我写作时遵循的规矩是不要忙，不要急于求成，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本报：津味文学创作的语言特色有哪些？您文章中的语言生动而适合书面呈现，怎么才能既“接地气”又有文化味儿呢？
　　林希：语言的问题是大学问。文学第一位的是语言。为什么有些小说看不下去？干干巴巴。因为语言没有特色，或者是只有书本语言或规范语言。小说要运用地域的语言。但小说中的语言不是地方语言而是大家能够接受的、有文化品位的语言。写小说也不是说相声，有些相声语言听起来也许并不反感，但印成文字就恶心了，那样的语言是没有文化品位的。
　　所以，语言首先要有文化内涵，要使用规范用语，最后重要的要有自己的特色。老舍先生的语言是老北京的，但他的语言和北京土语是不一样的，还是有规范在前，有他自己独特的行文方式。我的小说语言也不完全是天津话，而是有中国人共同的语言规范和自己的行文方式。外国人叫“造句的方式”，造句听上去是低年级小孩做的事儿，其实造句是建立一种语言模式。读外国小说也是一样，即使是翻译过来的，仔细一品仍能体现作家自己的特色。我选择的这种语言是为了叙事方便、沟通没有障碍，没有特殊的地域用语，用最通俗的方法叙述自己的故事。
　　本报：写小说的技巧有哪些？
　　林希：写小说，语言是一道大门，大门开不开，就进不去。还有非常重要的是要有故事，要有情节，要懂得营造故事。不停地给读者制造悬念，让读者关心你作品里每一个人的命运，个人命运的变化才是吸引人的关键。这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关键。
　　如果人物定型化，很难制造悬念，谁还会读下去？我读过的俄罗斯二战小说很多，很多书在写作上给人的悬念，绝对在常人的意料之外。《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写了十个青年女性战士的青春美，这是一个最最感人的故事，那么美丽的青春，那么美丽的女子，在战争中一个一个地死掉了，而且死得那么美丽。为什么死得美丽？每个人都在尽到自己的最高使命后被杀害。而艺术就是要选择美。
　　我写作遵循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写作规范。以《西厢记》为例，美丽的崔莺莺遇到了可爱的张君瑞，遇到了不通情理的老太太，而聪明可爱的小红娘在两人之间起到了那么关键的作用，人物的命运和情节发展要给读者以期待，这是需要技巧的。
　　巴金说写作没有技巧，但是他写出来了，把你征服了。这就像会打枪的人根本不用瞄准，因为他练了多少年了，不会打枪的人，没有技巧不可能打得准。写作技巧要从观察社会、生活积累中获得，还要有一点小聪明。小说可以设计得很宏大也可以很正统，但是没有技巧，故事就没办法说得圆。吸取中国传统写作经验也是一个有分寸的东西，死板地学章回体也不行，要真正把握叙事技巧和情节设置。
　　比如，我的《相士无非子》写相面算卦，反响还不错。这里有我的一点见识。我们家败落之后，最大的事情就是相面算命。动不动就是找人看看什么时候才能时来运转呢？所以，从小我经历了很多。曾经有一次父亲很长时间没回家，母亲就找师傅看香。师傅点上香念起了咒，一会儿眼泪鼻涕就下来了，一阵冷风嗖嗖地，看香先生说，人没事儿，还活着，在上海呢，快回来了。其实，就是装神弄鬼，房顶上放一块冰，制造效果。折腾半天，家里人就信了。那个时候，一个花花公子在天津玩够了，能去哪呢？只能是去上海。他带的钱也不多，玩不了多久，肯定就得回来了。这是一种心理学、统计学再加上推理。
　　再比如，劝业场紫阳里有个白胡子老头刘铁嘴，算命特别准，不用你说话，进来就告诉你，你要问的事情怎么样。他有自己的相室在里屋，外屋是看相的人等的地方。他每天挂三个号。有的人第一天没挂上号，第二天又没挂上号。等号的人互相搭话，这个问，你为什么来呢？那个答，想算算家里老爷子的病什么时候能好。老爷子咳嗽，是老病。转天挂上了号，算命先生告诉他，你家里人的病再过两个月就好了。都觉得是算命先生料事如神，其实他知道当时是冬天，再过两个月就开春了，老病自然就不犯了。新中国成立后，组织过江湖骗子的自我揭秘，我因此知道了好多这样的事。我就是用我自己的经历、野史里的边角料还有这些故事，堆积成一个个小说的题材了。我认为小说的技巧就是要把故事编圆了，让人们相信又要保持悬念，我的写作靠的就是这种小聪明。
　　读过的书化成了心中的故事
　　本报：据说，您酷爱读书，能否谈一谈您的读书偏好？这些阅读偏好对您的写作有哪些影响？
　　林希：我虽然没有专门学习写作，但小时候看过太多中国传统小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优点，如果有优点的话就是过目不忘。只要我看过的东西，多少年都不会忘。我二十来岁时在编辑部里，方纪是我的领导。他说有一篇文章找不到了，我抬头看看码好的期刊，拿个凳子上去一抓就找到了。只要是看过的文章，什么时间在哪一期刊物上发表过，都能记得，都能找到。所以大家都离不开我，我是他们的“活字典”。
　　我的创作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我们家是个败落户，大家族里各种各样的败家子我都见过。我正处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时代，我1935年出生，1937年“七七事变”，等我上学时就挂日本旗子了，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宣战，美英公司都关门了。我家在美国洋行做事，财产都被查封了。那个时候天下大乱。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天津人爱起哄，满街追日本人，抢日本人的仓库。日本人的仓库是分类保管物品的。赶上抢的那个仓库都是趿拉板。满大街都是卖趿拉板的在吆喝，“小日本倒了霉了，买吧，买吧，回家烧火去吧”。
　　我小时候确实爱读书。我的母亲是书香门第，她和邓颖超是同时代的人，那时已经有女校，我母亲家属于老式的家庭，不让女孩子出去读书，就在家里立学馆讲学，读四书五经之类。她从小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属于最早的知识女性。我母亲对我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从我11岁时，母亲卧床不起。那时候我父亲在山西做事情，我在家守着母亲，不能出去。母亲的床下有一箱子书，我就把她的书从床底下拉出来，阅读武侠小说和《镜花缘》等。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看半白话书，小孩子很喜欢模仿。你能写，我也能写，我就在家里写着玩，是一种小儿科的理想主义和小儿科的乌托邦。再加上我看的杂书很多，特别是明以后的笔记小说那几年里我大体上全都读过来了，例如《明记南略》《明记北略》。宋代的笔记小说稍微久远一点儿，看得少些。再加上我过目不忘的小本领，看过的故事能记一大堆，编起故事来自然就信手拈来了。
　　有故事的人钟情于天津的老故事
　　本报：据说您家里也是天津卫的大家族，这对您的写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林希：我的家族是个大家族，四辈不分家，老太爷一个人挣的就够全家的开销了，家里的四个儿子都不出去工作。
　　我的祖父是严修在严氏家馆基础上创立的敬业学堂的第一届学生（南开中学前身），是中国第一代会说英文的学生。他学英文学到28岁，拿了老太爷的信找了一位爷，那位爷让他去了美孚，一个月800大洋交到家里，还有额外的补助自己花。我家家谱里定了十八个字，也就是十八代，我的祖父是晋字辈，我的父亲是凤字辈，我是虫字辈。我从小就不服气，后来才知道虫是虎，但是不好听啊，我改成侯红萼。
　　我经历过大家族，见过四堂五堂的大院子，家里钱多到不知道怎么花，子孙们不努力。除了个别人出去上“新学”，大部分人都在家里当“吃饭虫”，这种环境下出来的孩子能有几个向上的？
　　我祖父行三，他讲过他哥哥的事，就是二爷。二爷旧学底子厚，经史子集读得多，字写得好，但读书读得人“傻”了，见到外边来人就往后院躲。那时候有跑书馆的人带来笔墨纸砚和字画古董，有一次带来一幅黄山寿的《百菊图》，二爷花了一大笔钱，视如珍宝。结果发现是假的，被人骗了，就扔了。我还见过各种各样的败家子，赌的、嫖的，做各种坏事的。有一个败家子去饭店吃饭，一个不高兴就把人家桌子给踢了。老板问哪个地方伺候得不对呢？他嫌饭店的海参切的块儿不一样大。饭店赶紧收拾，重新做。过去的饭馆，一年三季不付现钱，年底算总账，家里一看，饭钱怎么那么多，人家连毁家具碗碟的钱都算上了。我的父亲爱赌博，钞票像小山一样堆着，天天用扑克牌赌博，每副牌只用一次，他们把扑克牌用钉子穿透，就是为了防止作弊。我们这些小孩，就在旁边等着拿他们用过的扑克牌来玩，就是荒唐到这种程度。国民党货币改革时，不允许老百姓手里拥有黄金。一个大家庭几年时间就败落了。
　　另外我还有特殊的经历。我的父亲荒唐，轻易不回家，回家就这个来请，那个来请。母亲就不放心他，每次有人请我父亲出去就让我跟着他，除了去下处时候不跟着去，饭店酒楼舞场牌局，到了七八岁的时候我就什么都见过了。这是我比现在的作家有长处的地方，就是见过好多旧时代才有的东西，包括跳大神、看香好多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没有见过，而这些东西都曾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本报：您的作品写了不少天津卫的野史、民俗风情、码头规矩、江湖黑话，您是怎么了解这些市井生活的？
　　林希：我从1957年开始反右被波及，到1980年平反时已经是45岁了。那个时候，我20岁就到工厂在车间劳动和扛活的体力劳动者混在一起。在牛棚的时候，几十个人里牛鬼蛇神什么人都有，有国民党的团长、有土匪，有小偷，每天晚上交代的罪行千奇百怪。他们讲的这些给我增加了广泛的社会知识，没有广泛的社会知识，没法编故事，至少编出来的故事不那么吸引人。我什么人都见过，这个经历让我知道没饭吃的人是怎么回事，知道有饭吃的人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的社会知识比一般人广泛，“文革”对我来讲也是个知识积累，尽管这个积累很不舒服。
　　我拉过小袢，就是几个人排成一队把上百斤的东西拉着走，这个活儿最怕停下来。旧社会，拉小袢的时候通常是掌柜的小儿子拿着马灯在前面走，白天也点灯，为的是叫别人让路。远远地见警察过来就要给警察一个红包，里面是两毛钱。因为警察一喊停大家就很难再拉得动。这个活儿非常辛苦，大棕绳拉一会儿肩膀上的血就出来了，一周后就结痂，最后变成老茧。有一次，我冬天蹬三轮，小树林那有个大地道上坡特别费劲，旁边有人就喊：“哥们儿哪个三轮社的，明儿找我去，我们社里一天能弄个二十来块钱。”彼时我已经成了那种人。有了这些生活积累，就编故事呗。
　　这些年折腾下来，能活过来太不容易了。但我有一种理念就是坚信我没做过坏事，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跟那些贪污、偷东西的人不一样，我是清白的，我就等着早晚会有平反的一天。结果就等来了。我没有一点惭愧的地方，我就有这个自信。
　　津味小说为天津文化正名
　　本报：您为什么钟情于津味小说的写作？
　　林希：在上世纪80年代，我最开始是写诗，但写诗没意思，包容不了那么多故事，到1985年左右我就改写小说。写诗的人改写小说很困难，也经历了一段很刻苦的摸索，最后就选择了写天津故事。过去天津的地方写作有写社会小说的刘云若、写武侠的还珠楼主，但刘云若社会小说最大的弱点是没有文化内涵。只是暴露社会的黑暗，找不到方向，看不到光明，没有意义。暴露黑暗首先要知道走出黑暗要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而我的社会小说是有文化背景的，可以从社会学上、政治学上看到黑暗的背后是什么，我认为这是现在的津味小说和过去的小说的本质区别。当时之所以投入津味小说的写作，还因为有一段时间关于天津的小说或电视剧都是地痞流氓见面就打架，我看了以后生闷气，觉得那是对天津人的污蔑。就算是地痞流氓黑帮也不会见面就打架，否则天津还叫城市么？要知道，旧时代的黑社会也是很讲规矩的。过年问候地方名宿是黑社会的规矩。天津最大的青帮头子袁文会，每年大年初一亲自站在我家门口，说“侯三爷拜年了”，里面说：“袁三爷请进来。”外面回答：“不进不进。我还有。”这里的潜台词是：我眼里有你，知道你家是读书人，有名望，我尊敬你，你也别来跟我找别扭。这种交往每年就一次。他怕污了我们家的门风，人家不进门。我们家也不回访。
　　那个时候，军阀为了在地方上站住脚，把知识分子宠起来了。张作霖的大兵，看到穿着学生制服的青年学生都会主动让路，学生走在路上很威风。
　　青帮红帮虽然打架，但平时是碰不上的。平时去饭店吃饭，饭店门口站的伙计一看，是青帮的，几位喝酒三楼请。一看是普通百姓，散座请。一看是念书的，五楼请。念书的人讨厌说三道四的，高高地请到楼上，根本就不会把读书人和青帮的放到一起。
　　我写小说就是要给天津人正名，写天津的文化背景、文化格调，没有下三烂。包括写黑社会也写他们的规矩，写天津人的文化。离开文化，就什么也不是了。
　　《今晚副刊》的老朋友
　　本报：天津是中国近代通俗小说的发源地之一，当时许多著名的小说家都在天津的报纸上发表过作品，刘云若等作家都曾借助过报纸副刊的影响力，而您也是给今晚报副刊坚持写了三十年文章。您如何看待作家与报纸副刊的这种渊源？
　　林希：报刊文字就是跟读者沟通。怎么叫接地气？写报纸上的小东西就接地气。我的小文字适于在副刊上跟大家见面，这些文章成就了我，也帮我树立了好人缘。我的文章没有大道理，都是人人日常离不开的小道理，写得事情还有点文化味，大家好接受。所以，我和副刊确实关系好。我是先写的小说，创作时剩下的边角料，再写点小文章。
　　本报：能否谈谈您对天津文化和天津人文化性格的理解，以及您对天津的文化期待？
　　林希：天津人的文化性格是开放、包容。
　　天津人认为平安是福，所以小富即安。天津要想进一步振兴要先从文化开始。用文化开阔天津人的视野，开放天津人的思维模式，小富虽然也是富，但不能激发社会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