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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官本是皇帝们用以驾驭官员的帝王之术，但真正碰到贬官之事时，不少文人都表现出了不一样的精神。
唐肃宗在位时，关中地区粮食歉收，导致物价飞涨。
当时在京城长安任职的李皋，眼瞅着自己微薄的俸禄，实在无法应对不断上涨的物价。于是，他想了个损招：自请外放。
朝廷对于如此荒唐的要求，自然不会答应。这可急坏了李皋——不让我贬官，我可真的活不下去了！
随后，李皋横下一条心，在工作中故意出岔子，主动揽责。这下子，朝廷也拿他没办法，只好将他贬为温州长史，让他逃离一线城市，到温州任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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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官，皇帝说了算
贬官其实很惨，古时候像李皋这种把贬官当儿戏的，真的不多。但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贬官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所以，出现李皋这种主动贬官的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公元805年，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继位，是为唐顺宗。
唐顺宗有志于革新弊政，便启用王伾、王叔文等人进行改革，史称“永贞革新”。
可是，不久后改革派内讧，顺宗内禅，宪宗上台。王叔文等人被一通安排，刘禹锡也受到牵连，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而唐宪宗将这些参与改革的人贬官之后，觉得还不够，特意在诏书里加了几个字：
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所谓“量移”，是唐朝专门针对贬官的一种制度，只要你在贬官期间表现中规中矩，一段时间之后（时间长短看皇帝心情），朝廷就会把你调到离长安近一点的地方。比如，刘禹锡被贬到湖南，“量移”一下，就可能调到离长安更近一些的湖北。
唐宪宗
不过，皇帝已经发话了，“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皇恩浩荡也与你无关，早点洗洗睡吧。
其实，所谓“贬官”，和罚俸、打板子等惩罚措施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更好地驾驭官僚阶层。
但贬官的性质更特殊一些：既有贬官，自然也可以重新启用。这样一来，便留下了转圜的余地。古代皇帝深谙此道，专门利用贬官一事，攥着士大夫的“前途”，让他们为自己卖命。
不过，虽然大多数文人士大夫都心甘情愿地为皇帝卖命，但总有一些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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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抗争
刘禹锡被贬到朗州司马任上，整整十年，朝廷都没有提起过他。
文人有个毛病，嘴欠。这个毛病在刘禹锡身上，尤为突出。老刘也没啥特别，就是喜欢显得特别。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已经在朗州待了十年的刘禹锡，被唐宪宗一纸诏书，召回长安。可刘禹锡刚到长安，就“犯病”了。
一天，他独自游玩玄都观，玩就玩吧，他还专门写了首《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戏赠”真是极尽讽刺之能事，一句“尽是刘郎去后栽”，仿佛在向满朝文武宣战：我走了十年，瞧把你们得瑟的……
刘禹锡写《陋室铭》的和州（今安徽和县）
这下子，不光皇帝，几乎所有掌握实权的大臣，都一致同意：贬！能贬多远贬多远！
刘禹锡算是“硬骨头”，嘴上永远都不饶人。其实，面对贬官这种事，嘴上厉害的远不止刘禹锡一个。
大文豪苏东坡，论嘴上功夫，比刘禹锡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苏东坡的嘴不用来骂人，也不是用来嘲讽的，他这张嘴只干正事儿——吃。
苏东坡被贬到黄州，发明了东坡肉，今天已经是杭州楼外楼的招牌菜；苏东坡被贬到惠州，又发明了盘游饭，稍加改进，就是今天的广东名吃——煲仔饭。贬到广东的苏东坡，逐渐融入当地（饮食）文化，过起了优哉游哉的小日子，他曾写道：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有此觉悟，贬官自然没有太多苦恼了。
历史上的这些文人，或如刘禹锡这般“硬怼”朝廷；或如苏东坡这般，随遇而安。面对贬黜，他们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刘禹锡“硬怼”朝廷，“怼”出了《陋室铭》《秋词》这些不朽的文学作品；苏东坡随遇而安，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美食、美文，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们被贬官，看来是“好”事啊！
此外，对当时偏远地方的百姓来说，文人、士大夫遭贬，可能真不是坏事。因为这些人被贬之后，或许会用另一种方式来消解，而这对普通百姓来说，受益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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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文化传播方式——贬官
古代文人被贬之后，大多数人的内心都会陷入一种深层次的矛盾：兼济天下已遥不可及，又不甘心自此独善其身，以至孤独终老。怎么办呢？
于是，有人就想到了自己的特长——读书。
在古代，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这些书生的文化素养，确实很高。而当时许多偏远地区，依然是蛮荒之地。
苏东坡被贬，除了吃，还做了一件事——兴办教育。
在儋州，苏东坡自编讲义，为前来听课的当地百姓讲授孔孟之道、诗词歌赋。在他来到儋州之前，整个海南都是文化的荒漠。直到今天，海南人仍然将苏东坡视为文化启蒙的导师。
惠州苏东坡纪念馆
宋徽宗继位后，宋廷将苏东坡召回。而苏东坡前脚刚走，海南便出了历史上第一位进士——符确。
对于古代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即使身遭贬黜，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始终是他们内心最深处的信念。从小修习的孔孟之道告诉他们，要以天下为己任。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他们只要有可能，就会在一方小天地里，教书育人、兴办学堂，将自己平生所学，教授给偏远地方的莘莘学子。
与被贬官员的遭际相似，在清朝统治下，许多学识渊博的文人士大夫，从南方被流放到东北，置于满洲八旗的监视之下。但这些文人士大夫，来到东北之后，放下夷夏之防，放下个人荣辱，对当地百姓倾囊相授，把文化知识带到关外，成为东北文化启蒙的使者。
陈梦雷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
函可、郝浴、陈梦雷这些“流人”，和被贬的文人士大夫一样，成为了文化的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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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官文化
中国古代，经历过贬黜的文人士大夫，数量庞大。
贬官本是皇帝们用以驾驭官员的帝王之术，但真正碰到贬官之事时，不少文人都表现出了不一样的精神。
他们没有简单地屈从帝王的威权，乖乖在地方上按部就班地生活。他们心中还有孔孟之道，还有圣人的教诲，还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念。
海南贬官文化的代表——五公祠
于是，他们随遇而安，一面嘲讽当权者，一面兴办学堂、升坛讲学，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贬官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