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宁波走书展演场景。宁波走书从最初唱地方小曲发展到唱有故事情节的书目，由坐唱发展到走唱，是宁波当地的一种曲艺形式。蔡娜娜 摄
文化遗产是经过价值衡量过的传统文化遗存
记者：明天是我国的文化与自然遗产日。您如何理解文化遗产？
顾军：从学术的角度说，文化遗产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遗产是指人类历史上创造的、流传或保存至今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等文化保存价值，并经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认定的物质财富遗存和精神财富遗存。文化遗产概念的狭义广义之分，主要在于必须经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认定这一条，也就是说它必须被纳入某个遗产名录，因此狭义的文化遗产是有数的，是确定的。我们政府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要对象是这些确定了的遗产，同时将符合标准的遗产项目纳入到保护名录中来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
我们媒体中常用的文化遗产一词更多的是广义的文化遗产，由于没有各级名录的束缚，在传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泛化，那我们该如何把握文化遗产的评判标准呢？我们认为文化遗产要具有以下三个要素：第一，首先，作为文化遗产，必须具有一定的时限上的要求。它必须是经过时间历练的产物。按国际惯例，作为物质文化遗产通常必须具有50年以上的历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必须具有100年以上的历史；第二，作为文化遗产，它必须是流传或保存至今的传统文化事项，即物质文化遗产一定要以固态的形式保存至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要以活态的形式传承至今；第三，作为文化遗产，它一定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传统文化的精华，它必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以及科学价值，它们是经过价值衡量过的传统文化遗存，而不是传统文化遗存的全部。
按这三个标准来衡量，那些时间还不够的当代作品，那些如阿房宫、铜雀台等已经消失了的建筑，那些缠足之类的陋俗就都不能纳入到文化遗产当中去了。
记者：文化遗产这个词不是从古就有的，可以说它的兴起与传播，与上世纪展开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息息相关，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它是如何兴起的？
顾军：兴起于上世纪的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其起因首先是1945年二战结束后西方各参战国启动的规模浩大的城市重建计划，在这个过程中，许多著名文化遗产，特别是那些卓越的建筑类文化遗产，因旧城改造工程而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据有关资料统计，在20世纪60到70年代毁于城市重建、扩建、大型工程以及旅游开发的古迹总数，已远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许多珍贵的人类建筑遗产没有毁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之中，而是毁于之后的城市重建计划的铲车之下。于是，很多国家的有识之士纷纷联合起来，召开会议，拟定宪章，使保护历史建筑、历史街区以及历史文化名城，成为这一时期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共识。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以保护人类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为宗旨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并于同日颁布了《各国保护文化及自然遗产建议案》，1976年组建了世界遗产委员会，1978年公布了第一批《世界自然及文化遗产名录》，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就这样在全球兴起了。1985年，我国也加入了《世界遗产公约》。
中国不仅是文化遗产大国，也是遗产保护强国
记者：从1987年长城等五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等申遗成功，中国已经有55处世界遗产，居世界第一，可以说这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那么在这三十多年间，就您的观察，我们在文化遗产的理念与相关实践方面有哪些重要的进步？
顾军：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并没有和世界同步，而是晚了近十年。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我们国家没有文物保护工作，只是作为一场由联合国引领的世界范围的大规模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我们加入得较晚。即使参与了，也还有一个提高认识、更新理念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发展经济，满足民众生产生活的需要，我们也曾经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基础性建设等，在这一过程中许多非常优秀的文化遗产面临灭顶之灾，这一状况使我们认识到抢救文化遗产的工作迫在眉睫。
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这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一个很重要的文件。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中国不仅是一个遗产大国，而且已经迈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强国的行列，无论是政府的重视、财政的投入还是理论的研究、新科技手段的运用，我们都追了上来。当然我们还面临着很多问题，特别是“保护性破坏”的问题还比较严重，这需要我们培养更多的专业的文保人才。
记者：您认为设立文化与自然遗产日对公众有何作用？
顾军：通过每年一次的节律性的仪式来强调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从而激发起民众保护文化遗产的热情，提升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的知识，这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遗产保护不能仅靠政府的努力，要想做好工作，最终还是要靠民众的参与，要提高民众的文保意识和文保素质。
非遗传承人是中华文明的“二传手”
记者：这些年文化与自然遗产日活动主题，和非遗有关的非常多，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顾军：任何一个国家的遗产保护都是从物质遗产开始的，从2003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这些年保护力度最大的就是非遗，不仅评选出了众多的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还设立了传统文化保护区。对非遗的重视使人民认识到文化遗产不仅有有形的，还有无形的；传承的方式有固态的也有活态的。如果说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固态的见证，是传统文化的根，那么活态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体现了民族文化的魂。
记者：您说非遗传承人是中华文明的“二传手”，能否诠释一下这个说法？
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传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的活态性，通过活态传承，使中华文明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来，那么这个二传手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传承人。传承人的工作有两个，第一，一定要把祖先的知识和智慧，以活态的形式原汁原味地继承下来；第二，就是把祖先的知识和智慧，原汁原味地传承下去，也就是说，我们传承人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文明的信息，原汁原味地传承给后代。我们评价传承人的标志，就是看它是否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传承了真情报，而不是假情报，因为有了真情报，我们的后代就知道祖先经历过什么，祖先的智慧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把祖先的智慧以一种新的样态表达出来、传递出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传承人就是不合格的。而对于传承人来说，要具有精益求精，一生做好一件事的工匠精神。
记者：遗产活用要见人、见物、见生活，这其中见生活似乎比较难，那么如何能见生活呢？
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本身是一种技术和记忆，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它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此，非遗的传承最高境界是“生活态”，就好比在侗族村寨的鼓楼里，围着夜晚的篝火，侗族的村民唱侗族大歌；在纪念逝者的仪式上，土家族男人跳起阳刚的撒尔嗬；端午节快到了，大家一起吃粽子、划龙舟、戴五色丝线等等，这些人与物构成的民众生活，是非遗传承的最佳土壤，也是传承的最好方式。至于旅游等文化活动需要的“表演态”也是当代社会的需要，但不应成为非遗传承的主要形式。
（顾军，现为北京联合大学历史文博系教授、系主任、文化遗产研究所所长，长期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教研工作，著有《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前沿话题》《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等专著。